作者：徐晋如
唐宋八大家里面第一个是韩愈，苏轼称韩愈的文章为“文起八代之衰”，八代谓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之文，即说的是骈文。这个说法恐怕有问题。骈文是古文外的中国文章另一大宗，二者均是源本六经，只是同源而异趣，骈文自有古文所不可替代的功用，又何尝是文章的衰败了？而像庾信的《哀江南赋》这样的绝大文章，韩愈更写不出。倘若依中古论文的说法，“有韵为文，无韵为笔”，韩愈擅长的只是“笔”而已，他的“文”是起不了八代之“衰”的，不但起不了，连继承八代之“盛”也做不到。至于苏轼评价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潮州韩文公庙碑》），天下间唯孔子才当得起，韩愈显然是当不起这两句考语的。
五代十国时所作的《旧唐书》，和宋初所成的《新唐书》，对韩愈在文章上的评价颇不相同。《旧唐书》谓：“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盭（lì）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
《新唐书》则谓：“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
《旧唐书》肯定韩愈在骈文近体通行之世，而能自成一家新语的奇创，也忠实地记述了韩文在当时的影响，但更多则是对韩文的批判。认为韩文泥沙俱下，多有纰缪，原因则在韩愈“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要之，其文往往纵横如诸子，而有不合于经之处。这是说他的论辩文，而他的叙事文也有详略不当、疏于剪裁之处。
《新唐书》对韩文评价则截然不同。欧阳修举韩愈与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并列，认为同属不世出之作者，又说韩文“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皆是佐佑六经的文字。《新唐书》肯定韩愈的文章立论和遣词造句，谓为“不袭蹈前人”，这一见解与《旧唐书》一致。至于说韩愈文章“沛然若有余”，那是说韩文有一种充沛之气，这当出诸同为文章家的欧阳修敏锐的文学直觉。
然则新旧《唐书》对韩文的评价，哪一种更近实呢？我们只看对韩愈有知遇之恩，又曾在韩愈上《谏迎佛骨表》后，救了韩愈一命的宰相裴度，他对韩文的评价，当有答案。裴度《寄李翱书》云：“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
李翱是裴度的远房表弟，又是韩愈的学生，韩愈则是裴度的下属，裴度此信，大要在对李翱畅谈文章之道，他不需要顾忌对方的身份，故这段话应看做是裴度对韩文的真实见解。而的确，韩愈虽以载道自任，其泽被后世者，并不是其思想，而是其文章的法度。（徐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