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中的名词简释
“红学”
“红学”是文人学士互相标榜提出来的名词。自从《红楼梦》在乾隆年间问世后，立即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目，他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封建士大夫在乾嘉以来“经学”考据风气的影响下，纷纷对《红楼梦》的内容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探索和考证。他们把研究《红楼梦》当作一种专门的学问，为了抬高自己，便叫做“红学”。而又互相吹捧为“红学家”。据均耀《慈竹居零墨》
“红学”条记载说：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李放《八旗画录》引《绘境轩读画记》也说：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这些人虽然看重《红楼梦》，但他们并没有以正确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只是借谈论《红楼梦》来卖弄学问，因而又产生了“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之类的谚语（见嘉庆22年刊本《京都竹枝词》）。这一方面说明了《红楼梦》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方面也说明了封建士大夫的“红学”只是卖弄学问，并没有认识到《红楼梦》反封建的巨大意义。
“旧红学”和“新红学”
“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名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
“旧红学”是指清代乾隆以来到五四运动以前这一百多年间的《红楼梦》研究。“旧红学”的共同特点是以主观猜测来代替文学批评、他们大搞牵强附会的考证，割裂原著的精神，严重地歪曲了《红楼梦》的思想内容。 “旧红学”中以索隐派和评点派的影响最大（解释见后）。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一些不成其派的议论，大都是茶余酒后的漫淡，观点陈腐，杂乱无章。如汪堃的《寄蜗残赘》，说《红楼梦》暗藏谶讳，可以根据其中的隐语，预卜吉凶。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都是一派胡言。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剥削阶级歪曲《红楼梦》以达到反对革命的目的，更是花样翻新。号称“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和反动头子汪精卫都亲自出马。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他虽然批评了索隐派，但又用索隐派测字猜谜的伎俩，把宝玉的“玉”字解释为欲念的“欲”，并窃取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把“欲”看成是一切不幸和苦痛的根源，以此来掩盖阶级压迫的罪恶，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反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汪精卫在1915年发表了《红楼梦新评》，以评点派的手法分段发挥他的反革命谬论，用家庭感化来反对社会革命，并把《红楼梦》歪曲为可以起到“感化”作用的标本。这是“旧红学”中公开宣扬反革命政治主张的一篇黑文。“新红学”是指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红楼梦》研究。胡适是资产阶级买办文人，他是五四新文化
运动中的右翼。1921年，他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用从杜咸那里服卖得来的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把《红楼梦》考证为曹雪芹的“自叙传”，完全抹条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俞平伯起而响应，用胡适吹嘘的“科学方法”也写了一本《红楼梦辨》，与胡适一唱一和，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新红学”是资产阶级文人互相吹捧而提出来的名称。他们把五四以前的称为“旧”，给自己一伙则标榜为“新”。顾颉刚替俞平伯《红楼梦辨》写的序言里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 由于顾颉刚这样吹捧胡适和俞平伯，“新红学”的招牌便竖了起来。从此以后，人们便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叫做“旧红学”，而把胡适、俞平伯等人以实验主义的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叫做“新红学派”。
“新红学派”是资产阶级的流派，它在古典文学领域里毒 害青年达三十年之久，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
索隐派
这是“旧红学”中的一个流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或“索隐派红学”，主要论点有“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小宛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代表性的著作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所谓“索隐”，就是探索作品有没有什么隐喻暗指的史实。索隐派的主要手法是把《红楼梦》中的故事硬说是隐喻历史上的真事，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则武断为影射某一历史上的真人。
自《红楼梦》问世以后，封建统治阶级纷纷猜测，当时的大地主大贵族的头目乾隆帝就曲解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见《能静居笔记》）：”封建帝王这么一说，士大夫就纷纷响应。他们主观地推测，说《红楼梦》中的贾政是明珠。宝玉就是明珠的儿子纳兰成德，宝钗是影射高渝人。妙玉是影射姜西溟。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则独树一帜。说贾宝玉是隐喻清世祖（顺治），林黛玉是隐喻董小宛。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又别出心裁，从扶汉排满的政治上着眼，但同样歪曲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他牵强附会地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他说贾宝玉是影射康熙帝原来的太子胤礽。林黛玉是影射当时的诗人朱彝尊。此外还有“宫闱秘事”、“刺和珅”等说法，都是荒唐无稽的谬论。从表面上看，索隐派也注意到《红楼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但他们不从作品本身去进行分析，而是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强拼硬凑地把小说的情节和历史上的政治事件相比附，甚至于用测字猜谜的办法来进行排比。丝毫没有对《红楼梦》作出正确的解释。
评点派
这是“旧红学”中的另一个流派。除了脂砚斋以外，代表人物是王希廉、张新之、姚燮、涂沄和诸联。中国文学史上的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由于戏曲小说的盛行，书商们为了招徕顾客，往往聘请当代名流加以评点后出版。到了明末清初，苏州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和《水浒传》，闻名全国。影响所及，凡是有一部小说出世，便有一批文人学着金圣叹的腔调来进行圈圈点点，加评加批。到后来便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格式，干篇一律。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总评、问答、图说、论赞等。每一回中有总评、行间评、眉批、夹批、批注、总批等。正文中有密圈密点，重圈重点。凡是评点者认为是佳句妙笔的地方，则在字里行间加圈加点，甚至随意删改。从整个评点派看来，其中当然也有优秀的文艺批评家，提出过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大多数是陈词滥调，把原作搞得支离破碎。
金圣叹的文艺思想是反动的，他腰斩《水浒传》，歪曲作品的思想内容，影响很坏。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在这里，鲁迅十分深刻地指出了“旧红学”的评点派是继承金圣叹的手法来曲解《红楼梦》的。当曹雪芹刚刚写出《红楼梦》而尚未定稿时，首先就有脂砚斋对前八十回作了评点。从现存的脂评本批语看来，对我们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构思过程有一定的作用，但他的文艺观点是有问题的（见后面“脂批”条）。从清代道光年间到光结末年，评点派大为活跃，书商大量出版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新增批点绣像红楼梦》、《新评绣作红楼梦全传》，《增评补图石头记》、《增评加批金玉缘》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护花主人、明斋主人、大某山民的评批、太平闲人的《红楼梦读法》、读花人的《红楼梦论赞》和《红楼梦问答》。主要论点是把《红楼梦》看作是“情书”。可是又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为了维护名教，硬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有关世道人心之书”，甚至可以“劝忠教孝”。他们一会儿说它是“情书”，一会儿又说它是“经书”，一会儿又说它“明易象”，反正都是曲解。评点派都欢喜故弄玄虚，专用千奇百怪的别号，他们的真名实姓是：
护花主人是王希廉，字雪香，江苏震泽人，道光年间举人。明斋主人是诸联，读花人是涂法，都是道光年间的文士。大某山民是姚燮，字梅伯，一字复庄，号野桥、二石、大楳、上湖生、疏影词史等。浙江镇海人，生于嘉庆十年（1805),道光十四年举人，卒于同治三年（1864).太平闲人是张新之，号妙复轩，著有《妙复轩评石头记》，作于道光三十年。由于评点派的见解是附着《红楼梦》本身而出版的，所以它的影响很坏，流毒甚广。
欲念“解脱”说
这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提出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观点。他站在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受了佛家宿命论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又接受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反动学说，把《红楼梦》歪曲为歌颂欲念解脱的作品。
王国维的这个论点是从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一书中直接抄来的。叔本华提出的是“原罪解脱”说。所谓“原聯”、是指生活本身的罪孽，王国维就把它翻译成“欲”字。他说生活的本质是“欲”，因欲念而产生痛苦，因痛苦便要求解脱。他说：“《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遣，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更可笑的是他跟所有的“旧红学家”一样，也用上了猜谜测字的办法，，把贾宝玉的“玉”字，恰好解释为同音字“欲”。他对自己的这一发明十分得意，宣称；“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己矣。”而把宝玉出家做和尚的结局说成是最好的“解脱之道”、他说：“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因此，他对于被迫自杀的金钏、司棋、尤三姐等的分析，就完全回避了阶级迫害的内容，而指斥她们的死“并非解脱，求其欲而不得者也。”这就把《红楼梦》反封建的斗争性引入了宗教解脱的迷途，为封建地主阶级害死人命开脱了罪责。王国维对《红楼梦》中悲剧的解释也是很反动的。他把悲剧的产生看成是先天的，先天赋予人无穷无尽的欲念，和现实是永远矛盾的。因此，悲剧和痛苦是命定的，是无可奈何的，只有要求解脱，才是唯一的出路。从这一反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他便宣传悲观主义的无生论，认为《红楼梦》只是一部表现“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的“洗涤精神”的“出世”书，这就把《红楼梦》所揭露的残酷的阶级压迫掩盖在迷惘的宿命观念中，为封建贵族的骄奢淫逸洗刷了罪责。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4年，他窃取了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原罪解脱”说，拼凑了佛家的轮回说，又把封建士大夫的颓废主义、悲观主义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他的这套理论完全是个大杂烩，但由于他把“旧红学派”的反动论调提高到系统的理论性阶段，其危害性也就比其他“旧红派”的著作更严重。影响所及，后来俞平伯的“色空观念”“情场忏悔”之说，思想上即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