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花间挹香
二、学习问题关乎社会组织的政策方略，影响着政府的能力建设。集团利益和集团行为在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中都是首要力量（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政府组织、统治集团，是国家神器的握有者及权力的实施者，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社会关系的管理者。统治与民众、利益与和谐、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等等关系，是社会政治组织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其思想意识、道德水平、能力素质、政策方针关系重大，这些都与学习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社会政治组织的学习问题，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民族的兴衰成败。
1、学习决定着社会组织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指的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但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资源。任何由人构成的组织因为理性有限都有其局限性，作为公共组织的政府也不例外。虽然社会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扩展组织的理性，但是它反而加深了组织认识的有限理性，扩大了组织的局限性。社会组织和政府的有限理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无论是社会信息还是自然信息，仍然不能被公共组织完全收集到。说明机构庞大的政府组织不可能收集到所有的信息，面对天灾人祸，由于信息不完全也有时措手不及。所以政府虽然建立了许多组织机构应对各种情况，处理各种公共事务，也要建立处理自然和社会突发的危机的机制。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组织决策理性的有限性和能力的有限性。（齐明山〈有限理性与政府决策〉）第二是对社会变化的认识能力和整合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组织和政府不仅不是全知的，也不是全能的，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计划和控制不可能实现最优化的结果。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在和正确无误的天赋。第三是政府由利益集团组成，其决策不可能大公无私。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可能并不一直，不可能作到完全中立的理性选择。自然的和社会的意外事件或突发事件，表现为公共组织的有限理性。“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对制度供给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有限理性是政府的基本状态，是政府组织和行为的实际写照。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有限理性，可以通过有效的学习得到改进。有效的学习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社会政治领域重要规律的理解，提高政府组织对社会生活一些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的认识能力；有效的学习研究，能够增加政府组织社会科学知识的储备，减少制度安排选择时所受的知识限制；有效的学习研究，可以加深政府组织对社会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如腐败问题、社会分化问题等）的分析和把握，从而及时提出应对措施加以解决。政府组织有效的学习研究，能够改进其有限的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其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够提高其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2、学习有助于保持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纯粹的权力和强制是不能长久的，权力需要忠诚和信仰。任何社会制度和政府组织都需要意识形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为社会整合与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在非正式制度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的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对于一个勇于创新的国家或民族来讲，意识形态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原则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有效的意识形态可以增强社会内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提供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减低社会运行的费用。但意识形态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一种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大小强弱，决不仅仅体现在对社会组织或成员观念的控制上，而是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上。“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也就是说，一种意识形态要想维持其统治地位，必须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密切关注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和实践发展的新要求，不断研究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整合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成能够引领时代前进方向的先进思想理论。这一过程既是一个理论研究探索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的创新过程。理论只有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反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创新往往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也是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罗剑明《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发展绕不开的一个中心》）。
3、学习是政府组织形成正确决策的重要途径。政策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途经,也是政府调节和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是否科学合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作用和影响巨大。每项政策尤其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策，其实施过程及后果都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现代政策科学的研究表明：任何一项政策后果的完全展现，至少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而终止一项政策的阻力和成本往往非常高昂的，以至于很多时候成为无人敢碰的烫手山芋。科学的政策制定过程，与政府组织对社会问题的学习研究过程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组织对社会问题调查研究得愈具体，分析论证得愈透彻，与各阶层意见建议交流沟通得愈充分，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就愈高，实施带来的副作用就会愈小。科学决策不能仅靠政府精英的头脑，更要有科学和民主的机制做保证，需要听取和集中社会各界人士的智慧和意见。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有限理性，需要有来自社会的理智作补充和完善；政府组织的权力意志及集团利益，需要有来自权力本身和社会的协商机制来制约与平衡。权力意志如果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和呼声，必然会在恣意妄为中迎来危机或毁灭。这一点在传统社会的权力体制和决策机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综观中国古代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出现的“盛世”是非常短暂的；400多位皇帝中，能够称得上英明神武的不过仅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几位。“盛世”出现的共同原因，主要在于吸取前代王朝灭亡的教训，制定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当朝皇帝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选贤任能，惩治腐败，政治清明等。而各个朝代衰败的直接原因，除制度因素外，则在于皇帝修为无度，帝国领导人在统治过程中英明丧失。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君主的好坏决定着他们执政的成败。历史呈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经过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代，往往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根本原因是“在这种形态的运转系统中，君权预先规定施政方向、方针与措施，有君权发出支配行为，一切执行者才能够开始行动”（崔文华《权力的祭坛》）。“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随意的一个念头、一个怪诞的想法，都有可能使全社会振荡；他个人的好恶就会成为全社会的价值标准，他自己的决断就可以决定整个国家、全体人民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于是，全社会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便取决于一个人的喜怒好恶，历史的进程就成了具有极大偶然性的东西。”（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罗素也指出：“除了外来征服的因素，传统权力的崩溃历来是人们滥用职权的结果”（罗素〈权力论〉）。
4、学习影响政府能力建设和政治生产力。从一般意义上讲，政府能力是指一个政府实现自己职能时所拥有的资源、能量和力量。政府能力的大小强弱取决于政府内部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权力资源、权威资源、文化资源、信息资源、管理水平结构资源)等七种要素。换言之，政府能力的构成要素相应为人力、财力、权力、公信力、文化力、信息力和结构力。历史反复地证明，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而没有充裕的政府能力，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是有效的（汪永成《论新世纪中国政府能力建设的战略方向》）。政府能力代表国家能力，是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属于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所以，在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各国对政府能力及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方兴未艾，给予了高度重视。政府能力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和渐进的过程，涉及转换职能、优化结构、提高素质等诸多方面，需要不断加深对社会各领域发展规律、政府职能与作用规律、政府组织自身建设规律等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这些都离不开专项的学习、调查和研究，离不开特种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政府能力建设的实质，就是将科学和理性精神注入政府肌体之中，让政府组织有更多的智慧和理智手段管理社会事务，拥有更强的把握和驾驭复杂事变的能力。在政府能力建设中，政府组织制度变迁的速度仍然是学习速度的函数，经验和学习的差异仍然是形成不同政府组织形式的重要原因，知识存量的增减仍然会对政府组织制度变迁的时间因素起着重大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是否有效，要看组织是否具有实现组织最大化目标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也就是创新能力。“组织或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往往在于他们拥有多少特殊知识以及获得特殊知识的能力”（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我个人理解，这一点同样适合于不同社会制度和政府组织之间的区别上，不同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可以从中找到原由。
2009年2月20-25日草
